弗朗西亚对谣传他偏袒加丘宾人的问题处之泰然。1814年3月，耶格罗斯同意他宣告加丘宾人不准与白人结婚。弗朗西亚憎恨“高尚的无赖”—耶稣会教士，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他认为他们的传教区不过是由吃不饱的印第安奴隶为耶稣会的利益而劳动的大种植园。虽然把耶稣会教士赶走，给传教区地方带来灾难，但他相信对整个巴拉圭是有利的。在这方面，他流露了典型的克里奥尔人对“黑袍神甫”的态度，而且他的责难是相当公正的。耶稣会教士的确独占地控制很大数量的印第安人近一百五十年之久，但是在其统治结束时，饭依者却很少或者没有向自治方面进展一步。在耶稣会教士的眼中，他们总是孩子们，或者是精神就决定给一个人以三年的绝对权力。当然，这个人就是弗朗西亚。人们也许设想这和代表们开会所在的圣弗兰西斯科教堂前出现弗朗西亚的禁卫队是纯然的巧合。会议完成了任务，代表们各自回家。两年后，弗朗西亚成为终生独裁者，这一任期到1840年才结束。公社派精神消亡了。巴拉圭民主制的上空一个漫长的黑夜降临了。塞西略·巴埃斯博士解释道:“授予弗朗西亚博士的独裁权并不包括公共权力的全部;它象在古罗马一样，仅仅意味着共和国的政治和军事的指挥权，用以防止敌人的侵犯。”在理论上，巴拉圭有学问的历史学家是正确的，但是连他也不能对弗朗西亚使自己成为绝对权威的做法视而不见。